萬物靜觀皆自得

三武滅佛又稱三武之禍，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大規模禁佛事件的合稱。這些在位者的諡號或廟號都帶有個武字，因而得名。又因五代十國時期後周世宗也進行大規模禁佛運動，故又合稱三武一宗。

(一)北魏太武帝滅佛，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始，至其駕崩，廢佛時間共六年。北魏太武帝在位期間銳志武功，統一長江以北。他初崇佛教，後因受道士寇謙之等的影響，轉奉道教，並親受符籙，於440年改年號為太平真君。認為佛教系「西戎虛誕」，「為世費害」。太平真君五年，詔禁王公以下至庶人私養沙門，九月殺政變未遂的僧領玄高、慧崇等。

七年，太武帝西徵到達長安，見佛寺內藏有兵器，又查出釀酒、財寶，發現僧侶與室女私通，即立禁佛。司徒崔浩上疏請誅天下沙門，毀諸寺院經像。三月，帝下詔誅長安沙門，並命留守平城的太子晃下令廢除全國佛教。太子尊崇佛教，緩發詔書，使遠近皆有所豫聞。因此四方沙門多亡匿逃脫，金銀佛像及經書被秘密收藏，僅有一部分僧人被戮，而魏境內寺宇建築卻多被毀。太武帝死後，文成帝繼位，詔復佛法，佛教又得以恢復。

(二)北周武帝滅佛指的是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北周武帝建德年間，在經過多次辯論之後，周武帝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下令在當時佛教盛行的北周罷斥佛教，從而在全境內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滅佛運動。在這次運動中，佛像全都被毀，寺廟被收為國有，寺僧均被勒令還俗。

武帝這次滅佛較為徹底，北方佛教勢力為此幾乎禁絕，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在中國文化史上有重要的意義。南北朝時代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國，蓬勃發展的同時，造成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大量的寺院積累了大量財富，逐漸形成與朝廷分庭抗議的新政治力量。出家人依仗寺院的權勢胡作非為，不受平常法規約束。大量土地和稅捐被宗教組織控制，嚴重侵蝕國力。在這種背景下，北周武帝決心禁佛。

在南北朝時的北周和北齊佛教很盛行。北周的開國皇帝孝閔帝宇文覺和，明帝宇文毓很虔誠地信佛，故佛教在其境內長盛不衰。道教也在這時迅速發展壯大。明帝宇文毓死後，宇文邕繼位即北周武帝。他是繼北周孝閔帝、明帝之後的第三代帝王，在位十八年（公元561——578年）。

北周武帝是一位勵精圖治、負有遠見的皇帝，沉毅有智謀，克己勵精，聽政不怠，能明察，少恩惠。凡是朝政大事，政令處置，都有自己的一套，不同凡響。他平時，身著布袍寢布被，無金寶飾物。他發現各宮殿如有華綺裝飾的，便立即下令撤去。他的後宮，僅有嬪禦十餘人。武帝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治國為己任，銳意進取。他致力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為一般人所不能受。每次征戰，身先士卒，深得將士崇敬。他的性格果決，能斷大事，有統一天下的雄心。

北周武帝認為：人民信佛，供養出家人會不專心於生產，出家人沒有財產，不從事物質生產不用交稅，影響國家財政收入。他就想廢除佛教。於是，武帝召集群臣、名僧及道士，討論三教的優劣。意在壓低佛教的地位，定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在會上，佛、道兩教鬥爭非常激烈。據《續高僧傳．智炫傳》記載，智炫在辯論時力挫道士張賓，周武帝為道教護短，斥佛教不淨，智炫答道：“道教之不淨尤甚！”

北周武帝說不過和尚又恨道士不爭氣，乾脆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僧尼）道士，並令還民。”詔令發佈之後，立即實施。“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藍（寺廟）皆為俗宅，沙門釋種（僧尼）悉作白衣（還俗為平民）。”此時蜀新州果願寺僧僧猛，進京與周武帝論述不宜滅佛，靜藹法師亦面見周武帝論其滅佛之過，皆被逐出，宜州僧人道積，與同伴七人絕食而死，其事跡極為壯烈。

建德六年（577年）滅北齊後，接著把廢除佛教的政策推廣到北齊境內。武帝親自到鄴城（北齊國都，今河北臨漳縣西南20公裏漳水邊上），召僧人入殿宣布廢佛令，下令在原齊國境內滅佛，寺院等“準毀之”。當時，有僧眾五百餘人，都在俯首聽命，獨慧遠和尚厲聲抗辯說：“陛下今恃王力，破壞三寶（佛教名詞指佛、法、僧），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佛教名詞指十八層地獄）不論貴賤，陛下安得不怖？”

武帝聽後大怒，眼睛直瞪著慧遠說：“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慧遠反駁說：“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百姓當共陛下同墮地獄，何處有樂可得？”武帝不聽勸告，把廢佛運動在原北齊境內鋪天蓋地地發動起來。結果，四萬多所寺廟賜給王公作宅第，一切經像盡毀於火；寺院財產，簿錄入官，僧尼全部勒令還俗。不久武帝身患惡疾，全身糜爛而死。不到三年，楊堅（隋朝開國皇帝）殺死周靜帝自立為皇帝，北周亡國。

經過滅佛運動，一方面迫使源自印度的原始佛教積極漢化，在中國儒教的思想基礎上發展出中土佛教，使原先以神怪力量和寺院財產和權利為基礎的早期佛教轉化為一種開放平和的教派，使得佛教在中國得到新生，發展轉變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不干預政治力的大宗教。北周武帝滅佛運動確立了沙門必須尊重皇權的政治的原則，斷絕了佛教寺院與平民政府分權抗儀，發展成為政教合一政權的可能，確立了中國皇朝政教分離的傳統，使中國在此後近一千年的時間裡得以在國家制度上保持了相對於當時歐洲即其他地區的優勢。

隋朝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文昌忽然暴死，唯獨心上稍微溫暖。家人不敢入殮，之後又活了。說：“我當初死時，有人領我到了閻羅王的住處。閻王問我：‘你一生來，作了什麼福事？’答道：家裏貧窮，無有能力可以建立功德。只有每日勤念佛經。閻王聽了這些話，合掌低頭，贊揚說：‘很好’。閻王就派人領我回家。命令讓我從南門出去。到了門口，看見武帝在門側的房內，被鎖著三重鉗鎖。他叫我道：‘你是我本國的人，暫時來到這裏，我要和你說話。’我立即拜見。

武帝說：‘你認識我嗎？’我告訴他：‘我過去當過陛下的侍衛。’武帝便說：‘你既是我過去的臣子，現在回家，替我向隋皇帝說明，我許多罪過都能辯解明白，唯獨滅佛法的罪重，不能夠赦免，望隋帝給我建立小小的功德。希望通過這些善事保祐，使我能夠離開地獄。’我接受囑托而走。等到走出南門，看見一個大糞坑中，有一個人的頭髮浮在上面，便問引路的人，答道：這是秦國大將白起，被囚禁在這裏，罪惡未了。”文昌到家後才復活。就把這些事奏於皇上，皇帝命令天下的人按人丁出錢為周武帝做法事超度。設立三日的大祭，並記錄下了這些事，寫入隋史之中。

(三)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840年-846年），推行一系列「滅佛」政策，以會昌五年（845年）四月頒布的敕令為高峰，而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滅佛就此結束。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國受到嚴重打擊，史稱「唐武宗滅佛」或「武宗滅佛」。因唐武宗年號「會昌」，故佛教徒又稱之為「會昌法難」。

自唐朝立國以來，歷代君主都對佛教以極高禮遇和大力提倡，至中葉以還，佛教勢力日益膨脹。私度之錢歸之於地方官吏和寺廟所有，造成政府和寺廟多度僧尼。很多人為了逃避賦役，出家為僧，導致僧人越來越多。而寺廟土地不用納稅，僧人靠農民供養，形成了當時社會上的一大問題，從而逐漸威脅到了唐朝中央統治。而武宗本人又是一個虔誠的道教徒，因此他即位後，便開始籌劃滅佛。

會昌二年（842年），武宗在道士趙歸真等的勸說下，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盡皆還俗，行咒術、妖術等者同禁，私人財產全部「充入兩稅徭役」，僅京城長安一地就有3459人還俗，而佛寺僅留慈恩、薦福、西明、莊嚴四寺。會昌四年七月，敕令毀拆天下凡房屋不滿二百間、沒有敕額的一切寺院、蘭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奴婢、財產之數。四月，下敕滅佛，規定西京長安只能保留4座寺廟，每寺留僧10人，東京洛陽留2寺，其餘節度使的治州共34州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其他寺廟全部摧毀，僧尼皆令還俗，所有廢寺銅鑄的佛像、鐘磬全部銷熔鑄錢，鐵鑄的交本州銷鑄為農具。到當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

山西五台山的還俗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見幽州鎮駐京人員說：「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幽州鎮節度使張仲武配合朝廷說：「有游僧入境，則斬之。」。會昌六年，武宗逝世，篤信佛教的唐宣宗即位。宣宗即位後即廢止了武宗的滅佛政策。

經過這次滅佛，佛教寺院財產被剝奪，僧尼還俗，寺廟遭廢，經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榮的客觀條件，從此也由極盛而走向衰微了。但是大量僧尼還俗，寺廟土地與財富受過政府所有，客觀上也減輕了人民供養僧尼的經濟負擔。除此之外，其它從西域傳來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均受到打擊。

(四)後周世宗在位時，北方五代更迭，兵革時興，僧尼管理功令漸馳，以致寺僧浮濫，直接影響國家賦稅、兵役。顯德二年（955年），詔令整飭寺院，沙汰僧尼。凡無敕頒寺額之寺宇並皆停廢，親無侍養者不許出家。存留寺院之外，民間的銅佛像全數沒收入宮，用以鑄錢。此後，中國北方的佛教日益衰落，而南方佛教仍繼續發展。

引用自: http://mypaper.pchome.com.tw/062101/post/1323457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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